针对当时广大信众缺乏教理基础而为密教痴狂的情况，太虚大师于1925年做出警醒：“今者非法之密风侵入，与夫国人迷著之提倡及盲从之附和，于是学者瞽惑乎新奇，黠者剽窃以稗贩，涣汗纷拏，漫无轨道，至使我国禅、讲、律、净调和一致之教风，顿陷于极混乱之状态，渐有弁髦戒行、土苴净业之危险！”
面对时风，致力于兴复汉传佛教的太虚大师本《整理僧伽制度》之旨，提出“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的曲线救教策略，一方面力图扭转盲目从密之风，一方面也希望从藏传佛教中吸取佛教振兴事业可资借鉴之处。1928年后，国民政府改善西藏政策，外缘的改变推动了太虚大师组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的决心。著名的汉藏教理院便在这样的氛围中于1932年诞生了。
1934年，入藏参学的法尊法师进入汉藏教理院，全面展开教学与经典的翻译工作。抗战期间，教理院进入鼎盛时期，教学有了长足进步，翻译工作臻于成熟，学生入藏参学得到政府支持，软硬件设施得以扩改。太虚大师在翻译和教学上十分重视对藏传佛教的整体把握；赞叹藏地黄教整饬僧伽制度之功；敦促完整翻译藏传经论；并立足于汉传佛教来融会汉藏佛法。
早在1925年，太虚大师于庐山东林寺讲《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概述中国佛教密宗的历史，历数民国密宗复兴风气之缘起与趋势，深析国人盲目从密而使中国禅讲律净之教风陷于混乱的危险。1935年，太虚大师著《律禅密净四行论》，站在佛法一味与各显其要的角度，阐述律禅密净四种行门的同异与不同视角下的融贯。1937年，太虚大师讲《汉藏教理融会谈》，指出于印度空有二宗，汉藏所传可以互补互资；汉传台贤禅净诸宗，建立在“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大总持（即陀罗尼）义上，故皆可谓密。1940年，太虚大师于汉院训练班，续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他认为，传于西藏的密法出于“像法时期”，特点在于依天乘行果进趣大乘。在现在依人乘行果进趣大乘的末法时期，密法是不应机了。1942年，太虚大师讲《为支那堪布翻案》，纠正藏僧及蔽于西藏佛教者对于中国禅宗之歧视。1943年针对国内佛学院每偏重唯识，而四川又多重中观及密宗，大师乃多讲汉传佛教。
可以说，太虚大师筹建汉藏教理院，是在衰弱夹圧的时代潮流中，坚持立足于汉传佛教，会通汉藏教理而补益汉传佛教的杰出努力，大师之慈悲可谓眉毛拖地、苦心孤诣。
太虚大师曾言，民国佛教需要走出“鬼的佛教”、“死的佛教”的两种末流。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众的信仰“内需”正在重新苏醒，大众的信仰热情也在不断萌发，但是，汉传佛教短时的衰微，信仰常识的缺失与佛法正见的匮乏，使大众充满了择法的困难和依止的盲目，在“信仰市场”上盲目闯荡，侥幸游走。自己“人生”的信仰方向，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白的纲领，只能托载于“往生”与“放生”这两件事情的支流（助念送往生与定时买物放生）。当下的汉传佛教更需要全面摆脱“信仰不高超”的格局，警惕“过重人本”与“盲目迷信”的两端偏执。汉传佛教的后人有责任来弥补、扭转和提振这一局面。
纵观当年汉藏教理院“曲线救教”的实践过程，热血洋溢中的真问题、真诤论、真个性、真忧心，不禁让人反思当前看似一派祥和气息下的不少消沉、麻木、世故、推责等种种问题。
汉藏教理院这“曲线救教”的起点，今天仍有极宝贵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日益强大，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当下，参阅当年汉院“曲线救教”的方略，现今汉传佛教更需要以正面的、独立自主的“信仰自觉”之姿，重新焕发生机。
由禅的复兴带动汉传佛教的当代崛起，需要重新夯实佛法正见的普遍基础。重新布局是新瓶装旧酿，即全面深入、有层次、有方略地构建起既挽合汉传道统而又能全面观照时代人心的佛法正见系统，全力推动佛法正见的展开与汉传佛教传统的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讲，“禅林六论”的著述，实为当年汉院“曲线救教”行动所成熟的一个当代终点，也自然成为自己一个私自尝试重置汉传佛法教法体系的一个开端和起点。
以“禅林六论”夯实汉传佛教正见普遍基础的布局
如果说佛教的修行有次第，那是闻思修，是戒定慧，是信解行证。其中，正见是至关重要的修行方向的基础和保障。“禅林六论”所铺展的汉传佛教正见基础的格局，将真实全面地继承大乘佛法的核心与精髓，深刻鲜活地照应中华文化特质与当代众生心性。
《佛宝论》、《法宝论》与《僧宝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