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修行经历与受用令大师一生都没有改变过“汉传佛教以禅为特质”的根本看法。在《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这篇并不太为人所重视的短文中，太虚大师以简短的篇幅、凝练的语言和宏博的见地，给予了“中华佛教以禅为骨，将复由禅宗而大兴”及“法相仅是宏化一方，旨归仍在禅净”的有力定判：
“晚唐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
默察中华佛法将来之形势，禅宗内感衰弱之隐痛，外受密术之逼拶，旁得法相唯识研究之结果，欲求实证乎离言法性，则禅宗之复振，殆为必然之趋势！故谓中华佛教之旧派将从此日衰，毋宁谓其将复由禅宗而大兴，此其一也。
吾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大小乘之内教及东西洋之外学，仅为顺机宏化之一方，而旨归之所存，仍在禅、净。昔居净慈，尝立角虎堂，即本永明大师之意，以有禅有净期之者，此其二也。”
太虚大师虽时常指出禅宗演进中因人而生的种种弊端，却始终坚持以“禅”为旨归，其融贯诸学的思想亦是以“禅”为根依。在《新与融贯》一文中大师自述：
“本人亲近的善知识，是禅宗的寄禅老和尚（即八指头陀）等，对于参禅的倾向较深，对台贤教义稍稍研究。后来自看藏经，于性相经论的得意处，每在离言的禅意，颇契维摩经所谓文字性空即解脱性。如天台的离言谛，法相的离言自性，法性的离戏论分别，都融彻到禅宗上的不立文字，如古人所谓‘不即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
又在《对中国禅宗之感想》中说：
“中国之研究教理，修习止观，及念诵、拜祷等等法门虽然很多，直究根源皆摄在禅宗。所以，宋、元以来通常流行之天台或贤首等，其向上之人，自行仍是禅宗。”
这“离言的禅意”正是融贯万法的纲领、圆摄诸行的精髓。禅宗在历史上大放异彩，本身就在不断证明，汉传佛教的走向正是契合国人心性与文化的正确历史选择。正如大师在《再议<印度之佛教>》中所言：
“大一统之国家，中和性之民族，非统贯一切之道不足以尽其情，非圆澈一切之理不足以定其志。而就其知识思想言论之所及，必于变中求得其常，偏中求得其圆为满足，非锡兰或西藏等边附国民之偏霸一方可自安者……中国易取西藏、锡兰所长，而任举彼二之一不足以代替中国之所有。”
“不立文字”直承佛陀本怀，不独是禅宗的“不立文字”，也是全体佛教的“不立文字”，是“统贯一切之道、圆澈一切之理”的生命核心。此理可挽宋明以来佛教“死、鬼”之颓势，可扼佛教在当代社会环境下蔽于流俗而脆弱求“生”的“过重人本”之劣势；此道更是兼及“此时此地此人”现世需求与获得人生全面增上与无限超越的通衢，是中国佛教的生路，也是中华文化的生路。
故要解决中国信仰不高超、科学不发达的现代危病，非融贯全体之佛法不能担其名，非提领宗纲之禅不能当其实。“禅”必须是洞照万有的法眼，必须是归根治本的纲要，必须是一马当先的旗舰。
第二，关于汉藏佛法的教理与显密佛教的关系，太虚大师常予着眼、研判、融会与阐发。
20年代，藏传佛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最初，日本佛教借口日本密教发达而中土早成绝学，引起中国佛弟子对于密教的关注。而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的蒙藏边疆问题，则为密教的兴盛提供了持久动力。蒙藏的诸多活佛在民国政治及宗教舞台上相当活跃，由此也带来了藏传佛教的一时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