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天津９月２日电（记者毛振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千百年来文化积淀而成的优秀典范。近年来备受重视的非遗也并非完全无忧无虑，一方面老字号品牌商品价值凸显后引发的权属争端不断，另一方面一些市场并不看好的非遗项目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
“泥人张”彩塑是天津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在天津当地，一公一私两个“泥人张”之间却由于商标归属，有着２０多年的争议。
今年３６岁的张宇是“泥人张”第六代家族传人，他向记者讲述了公私两个“泥人张”之间的纠葛。１９５８年天津市成立了由“泥人张”创始人张明山后代参与的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培养新一代家族传人及非张氏“泥人张”彩塑艺术传人。但随着张家后人从工作室退休，工作室将“泥人张”申请注册商标，独立拥有，并与家族传人在市场上竞争。
天津市高院１９９８年二审判决，彩塑工作室和张明山后代中从事泥人张彩塑创作的均为“泥人张”无形资产共有人，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
然而在法院判决“泥人张”名称使用权归双方共有后，双方各立门户，互相竞争。工作室所持有的商标也并未按判决申请撤销，家族传人由于没有商标反而成了“黑户”。
“泥人张”的例子并非个案，随着老字号的市场价值被发掘出来，围绕其产生的权属争议也越来越多。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伟凯认为，“泥人张”的命运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在商业大潮冲击下演变的一个缩影。中国很多民间艺术尽管长期作为非遗出现，但却缺少产品品牌，为日后的品牌之争埋下了隐患。
与非遗权属纠葛不同，更多的非遗却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正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其当下突出的困境表现为后继乏人。
今年５７岁的陕北说书传承人韩应莲是国家级传承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听说书的不多，学起来比较难，年轻人也吃不了这苦头，观众和徒弟都不好找。”韩应莲告诉记者，国家对非遗很重视，陕北说书的不少段子已经整理成文集和音乐，开设培训班也有专门的场地。由于集市和农村红白喜事对说书仍有需求，说书剧团完全能够自负盈亏。不过即便如此，招徒弟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天津杨柳青年画来说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尽管杨柳青年画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但由于技法高超，作品别具一格，标有“霍庆有版绘”的彩绘年画，在天津地区乃至全国独一无二。
霍庆有本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最放不下心，他说：“儿子也能跟我学了，可找个徒弟却不容易。外边的世界诱惑太多，再加上这门手艺收入不高、比较单调，年轻人很难静下心来。”
“少一个传承人就可能失传一样手艺。”延安文广新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尚鹏浩感慨，非遗保护要跟老艺人减少赛跑，仅去年当地剪纸、腰鼓、民歌领域的多位国家级传承人就去世了。他也表示，有些确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例如农耕中的技艺、农民地头下的游戏棋，专门找人来传承又有些不现实。
“从‘泥人张’的例子看，非遗传承首先要尊重既有传承，尊重版权，尊重市场规律。”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授唐锡光说。他还建议，当一门非遗表现出不适应市场，或者有序地传承关系出现变动存在难以传承风险时，政府才应以托底的面貌出现，给予抢救性保护。
对于一些缺少实用性或当代传承性的传统技艺走向衰落，专家认为应通过普查有针对性地了解其面临的困难，探索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对于确实难以为继的，应尽快开展抢救性发掘纪录，留下尽可能多的影像、文字资料，妥善保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