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泥人的事》将于5月1日、2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作为该剧的编剧，目睹着、历经着该剧成长的全过程，不但让我感受到了舞剧创作的艰辛，也同样品尝了收获成果的快乐。
2013年末，在天津首演之后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京津两地的各路前辈、专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鼓舞。我虽然十分看重来自观众的强烈反响，但专家们对业界的熟知、对这项艺术的熟悉，同样给我以特别的启发和别样的兴奋。
特别是听到天津当地的戏剧专家、天津市文化局前副局长高长德先生的评价，更是让我觉得十分受用。他说到，多少年来，天津艺术界一直都在思考、实验着一个旗帜鲜明的主张和众人心中的理想，那就是在北京文艺界有了“京派”、上海文艺界出现“海派”之后，同样作为直辖市，天津应该如何探索和突出自己的艺术风范？虽然在距离上与北京为邻，但在文化上天津是否拥有与北京相异的文化特点？这些，都是天津艺术界多年来苦苦思索并努力实践但其结果却并不太令人满意的问题。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目标却在一部舞剧中得到了相当好的回应和体现，这令他大喜过望。因此他认为，由天津歌舞剧院打造的原创舞剧《泥人的事》，不但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均达到了相当不俗的高度，也让沉寂多年的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团一举获得了咸鱼翻身的机缘。同时，这部舞剧在展现天津文化风味的层面上可以说是做足了文章，让“津风津味”实实在在地矗立在了艺术舞台之上。
对于这样一个评价，坦率说我是有些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目标的认识和追求，我远没有像天津本地的艺术家那么自觉、那么用心。当然，舞剧《泥人的事》今天所取得的这样一个结果，最主要的功劳取决于该剧的总导演邓林先生，正是他对舞剧艺术的精到理解和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对于天津人文风物及其色彩的把控能力和力度，才让该剧收获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沉甸甸的果实。现在回想起这个剧目的生成过程，一切仍历历在目。
话说那还是2012年五六月间的事情，当时我和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编导邓林一同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评委会担任评委工作。由于我们评委组天天见面，渐渐地我和邓导对彼此在艺术判断上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信心，许多观点都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从那一时刻，邓导萌发了与我合作为天津歌舞剧院打造一部舞剧的想法。会演结束后，他便立刻就此事与我进行了正式的磋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邓导跟我提起过，他曾为天津歌舞剧院创作过一个男女双人舞，叫做《泥人的事》，该作品还获过奖。他表示，可否从“泥人文化”中寻找故事契机。应该说，《泥人的事》这部舞剧的整体走向和最终定名，都与他的这个点拨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和走向，并为这部舞剧确立了3个文化基点，分别是：天津风范、民国气质、泥人文化。
带着这一最初的设想，我们进入了创作。邓导首先专程陪我几赴天津进行实地采风。在天津歌舞剧院领导层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深入探访了天津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颇接地气的具体考察活动，让我们不但对天津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色彩拥有了最为直观的切身感受，更让我们对即将展开的舞剧创作本身，有了更为脚踏实地的实际认识。
之后，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前前后后六易其稿，终于定稿。其间来自邓导的耐心和自始至终的信任与配合，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应该说，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颇为有效的，邓导丰富的经验和易于相处的脾性，都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终于，我们的剧本要见“公婆”了。
坐在“天歌”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天歌”的各方面人士，我和邓导相继阐述了我们的剧本完成稿。听完后，“天歌”领导立刻表示出了热烈的反响。他们的宽容和支持，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就这样，在“天歌”各级人士的直接推动下，在邓导不懈的努力和充满韧性的推进下，一切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进展，音乐、舞美、服装……都慢慢展露出其各自拥有的精彩模样，一个大致的舞剧轮廓已经在邓导审美情致的用心作用下渐渐浮出水面。再调集了曾明、潘永超、黄路霏这几位国内当红的舞蹈精英与天津歌舞剧院的群舞团队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排练与合成，舞剧《泥人的事》这部承载着多少人梦想的心血之作，终于在2013年12月初于天津大礼堂迎来了它的第一声啼哭。一部原创的大型舞剧，从此出现在了中国当代舞剧事业的生态环境之中。
真是要感谢《泥人的事》这部舞剧，它让我收获了独特的艺术感悟和艺术创作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