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
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席荣休教授达玛什卡在《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将司法区分为纠纷解决型和政策实施型，并将司法所依存的政制土壤分为能动型和回应型。
任何类型化的研究，都会遭遇的疑问，是这些理想类型与其现实原型之间的差距。借用达玛什卡教授喜欢打的比方，我们日常经常饮用的或许是冰的、不加糖的拿铁，然而，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纯咖啡和纯牛奶的存在。是否加冰，温度几许，增加了司法的多种面孔和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达玛什卡教授试图介绍给世界读者的，是一部形形色色的司法facebook(脸谱)。
程序蕴藏着实体正义
达玛什卡教授于1960年代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一次讲座，名为《欧陆法律人在美国法学院：调适的考验与磨难》。在他看来，欧陆法律人所受的教育，是与金字塔状的科层式司法系统相契合的。处在上层的决策者与案件中的人与事保持着距离。这种疏离感“可以营造出一种远距离的、俯瞰全局的视角。从这一视角看去，情境化的细节遭到忽略，简单的有序化方案得以形成，粗略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很容易得到界定”。
这意味着司法工作者在接触具体的案例前，已经产生了理念中的法律关系。这种与司法组织形态相适应的抽象思维能力，反过来形塑了欧陆国家的司法程序——法官需要在法庭上主动地讯问事实细节，来形成自己的判断，或者引导双方律师，将事实抽象为规则工具，进行逻辑层面的攻辩与妥协。
达玛什卡发现，自己所接受的欧陆式的法律训练，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好像多少有些“凿枘不投”。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用他的话说：“所有决策者都会接触到生活中的具体事实情境。当他们穿越细节的灌木丛时，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精细的区分。”
人们一般需要通过抗辩式、表演式、展示式的司法程序，来发现事实真相，或者来测度事件对于陪审团的感受。法官的定位更为被动，更多地适用规则，而将事实发现的工作交给陪审团，并且与他们之间进行一种“协作”。或许这正是达玛什卡将英美式的司法程序称为“协作式”的原因。
因此，当人们观察不同国家的司法制度，最直观的感受或许就是程序法的差异。但是，程序远不只是程序本身。一切程序设计都代表着权力运作方式的惯性，说明着作为个体长期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并且实际上影响着实体法律发挥作用的方式。
曾经有一个笑话：如果你没有犯罪，最好选择欧陆、特别是苏联的司法程序，它会帮助你查出真相，还你清白；如果你真的犯了罪，或许选择英美式的司法程序，将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享有“沉默权”，律师不到场可以一语不发，犯罪证据可能会因取证过程违法而作为“毒树之果”被排除……换句话说，程序安排影响着实体正义的实现。相似的实体规则，往往会在程序实现时变了模样。
对此，本书译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举的疑罪从无的例子或许再合适不过。虽然世界各国都有相似的这一规则，但“如果我们坚持要把‘无罪推定’的意义全面释放出来，就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改革”。
另一方面，看似仅仅是程序法的司法组织和运作制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被视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达玛什卡如是说：“在任何社会，司法都是宪制或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
他曾经这样讨论司法在回应型的国家中的意义：尽管司法常规的功能是纠纷解决，但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司法的目标从防止部落战争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如一句古谚语所说的：“协议战胜了法律，爱战胜了判决。”在美国，司法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维持国家统一的最后力量。如果不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布什诉戈尔案很可能演化为一场内战。“将一切政治纠纷都纳入司法判决之中”，是美国这个价值和利益多元的国家，能够在震荡中保持活力的和平钥匙。
寻找评价制度的标尺
其实，无论何种类型的司法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实现的功能。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司法类型的功能仍然被这个社会需要。
以苏维埃式的诉讼程序来看。在当时的苏联，需要按照某种理念来改造社会，政府各个部门都需要共同服务于国家设定的政策目标。这样的“政策实施型”的司法，主观目的是捍卫革命果实、保障苏维埃政权，而客观上形成了能够准确实施政策、上令下达、执行有力的科层制的司法结构。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回应了作为制度消费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大众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