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是不是说只要“存在就是合理”，不论是纠问式还是抗辩式，只要其制度能够运行一天，就不容指摘批评，质疑其正当性呢？苏力在“本土资源”里寻找“法治”受到最多的非议，或许也正在于此——人们难以接受这样绝对的功能主义视角。
需要澄清的是，法理学在制度解析方面的工作，有如经济学模型建构一般，将一切价值都进行赋值，暂时不去考虑是否会有一些价值，不容估价或交易。然而，当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仍然有些最终价值不可突破或动摇。直到这些最终价值自己发生调整，并成为影响司法制度演进的重要推动。
曾经生活在南斯拉夫的达玛什卡十分熟悉这种以政策实施为目的的苏维埃式的司法模式。当司法制度不能充分支撑这一目标时，就应当进行调整。
与之相似，英美司法制度的重要目标，可以概括为防止公权力对个体恣意的暴政，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因而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了大量的正当程序规则，为刑事追诉设置了大量的“障碍”。当然，其他的价值仍然存在，例如打击犯罪、保护治安，但是这些价值在英美刑事诉讼中被摆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不过，随着时代形势的变更，它们也不断挑战着最重要的价值，并影响着司法制度的形态和运作。
假如当我们把目光从世界收回中国，用译者郑戈的话说：“中国民众对实质正义显然有更大的需求。是的，他们看到佘祥林、赵作海们被错判会义愤填膺，但那是在亡者归来、错判确定无疑之后。反之，当佘祥林、赵作海正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很多人或许还要求从重从快，甚至觉得法院的判决太轻。”事实上，这并不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是当下这个转型时期，核心价值正在变化的真实写照。郑戈情绪复杂地说，过往司法实践中的“疑罪从轻”可以说是政法系统在“疑罪从无”和“疑罪照判”之间摸索到的一个无奈的平衡。
回到关于脸谱的比方，如果登陆facebook的页面，我们或许会发现人们通过形形色色的指标，来对自己进行界定。这些指标是我们了解该页面主人最直观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再将人们分为若干类别，减少交往起来的交流成本，或者为寻找某一类人提供索引，降低搜索成本。
达玛什卡的这部著作，其根本目标就在于此——让大家暂时从个案和庭审抽身，从陪审团和人民陪审制抽身，获得关于世界范围内各类司法类型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