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也根本不是‘没有文化’!跟她们在一起聊天，且不提民俗生活，光谈那些花样我们也像是听讲天书一样，花、蝴蝶、凤凰都各自带有各自的解读。”吕胜中说到这里音调变得高了起来，“窗花也不是一张窗花，是长篇大论的一个字符而已，全部构建起来的是一部大书。夜晚灯亮了之后，家家户户的窗子上都有红红的窗花，每家都不一样，那就是一篇篇的故事，不同组合构成不同意境。大人小孩都知道那些是什么意思，而我们傻乎乎都只看花，不懂器文——我们才文盲呢。”
他从刚入学开始便陆续考察了中原和四川等地，1985年到陕西安塞县采风，原本计划在那边待一个半月足矣，岂料却被扑面而来的丰富的民间艺术所深深打动，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与渺小。于是决定要继续沉浸在其中，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村里的巧手老太太甚至像哲学家，她们非常豁达、通晓很多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有其文化自信，甚至有居高临下的风度。”他说，“人们都把敦煌当作朝圣的地方，陕北是我的朝圣之地，它里面蕴藏的东西未必逊色，这就更需要我去关注。”
开始抱着采集民艺纹样和剪纸作品的想法前去，可越久吕胜中便越发现产生这些东西的文化背景其实更重要。1986年春节，时隔两个月他又去了安塞。附近村民在县城赶集时遇到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都会跟他打招呼说：“你回来了。”直到前几年还有陕北人来北京吕胜中家里做客，像远房亲戚一样。
1988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吕胜中和徐冰的双个展，和徐冰的“天书”《析世鉴——世纪末卷》并列展出的就是剪纸装置《彳亍》。它源自黄河流域元宵节的一种叫做“转九曲”的民俗活动，用竹棍栏出带有九个漩涡的迷宫阵，人们从中曲曲折折顺顺逆逆走完之后便可获得一年平安顺利。
他当时并不相信这些，为了好玩进去走，甚至到一半觉得无聊想退出来，然而当走出来发现自己就站在入口位置的时候，瞬间有所感动。“有为与无为的命题平地展开，逐渐显现出这是一次生命历程的经由，也是一次哲学的课堂。”他曾这样写道。
反对“民间工艺”
从学校毕业之后，吕胜中一头扎进民间艺术的浩瀚海洋，为了纠正既有研究资料的种种谬误，陆续开始梳理、研究工作并出版多部相关著作。可多年以来的民间艺术保护现状却令他痛心疾首，几年前心灰意冷地决定不再参与任何保护工作——采访谈及此处他显得尤为悲愤。
“现在人们太急功近利，马上想到传统文化该怎么用才对今天有利，所以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遗产工程都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说，“老太太都成了非遗大师，全村人都不种地，买了些画册、剪纸书去剪来卖，最后就给传统文化毁容了。”
2006年，他和一群学者去延安开会，在参观景点的旅游大巴始发站看到一个头包白羊肚手巾、腰扎红布带的老汉迎面高唱酸曲儿。民俗专家吕胜中断定他原本就是个放羊老汉，“拦羊的嗓子喊山的声”，只有他们才能造就这样撼动天地的声音。心情复杂的他不忍再听他唱歌，于是集结同行者拿了一千多块塞给老汉。谁知受到鼓舞之后，他又固执地跳上大巴车、张口再唱。
“当时我几乎潸然泪下，心里很酸很酸。他本来是在山上放羊，豪迈地地表达情怀甚至勾引女孩，现在变成了卖唱。那些剪纸的小女孩、大妈突然变成了民间艺术大师，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着了，还找我要版权。”他说，“传统民间艺术原有的灵魂好像已经不在了，被当代文明的搅屎棍子搅得让人心神不宁，甚至想吐想哭。人们对传统文化所谓的‘重视’变成了最凶狠无情、断子绝孙般的灭杀。我觉得自己无法阻止也无法改变，只好离得远一点。”
根据他的理解，那些村民原本就沉浸在民艺生活之中，不可能跨出传统民俗文化的界线而站在其他角度去看待，更不会产生客观的价值判断，所以不明就里的人们都被搞糊涂、继而价值观崩坏。
吕胜中很反感“传承民间艺术”这种口号，因为连对民间艺术的基础梳理、保存工作都还没有做过，谈何传承；他同样反对“民间工艺”这个词，因为工艺代表着产业化、经济驱动，而对于传统文化本身而言，它们大部分是劳动者自娱自乐的创作行为，很少有重复性，是为自己的艺术。
他所主张的是民间艺术博物馆化。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要为传统窗花、布鞋、绣片建造实体博物馆，而是以严谨、科学的办法去考察和整理。蔡元培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组织过类似的工作，请一批学者去各地乡村为民俗文物登记造册、做著录、编号——现在几乎成为国内最完整，也是唯一的民俗文化保存。
前卫与传统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