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作为一种承载着旧上海繁华梦的色情服装符码，它的奥妙恰恰在于其欲盖弥彰、欲言还羞、犹抱琵琶的遮掩之态。田太权的《旗袍》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艺术的逆行，需要历史背景的烘托。一如《遗忘》里的红卫兵赤裸女体，需要墓碑作为背景一样。可田太权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旗袍》中的无头女体们处于一个黑如墨的空洞背景里。她们白如瓷器的身体上或穿或披着一缕火般炽热的红色旗袍。她们的身上或身边总躺着一条细细而蜿蜒的蛇。蛇与女人，在《圣经》里隐喻着诱惑与原罪。移植至东方旗袍之下的蛇与女人，却独独剩下色情的诱惑之意。照片是一种看的艺术，摄影家更是观察者。田太权照片里的男性缺失，与其说他对男性的身体不感兴趣，莫如说他将自己是男性摄影家这一身份发挥至了极致。他杠着他的照相机一如举着枪的男人面对着他的目标物：他就是所有男性的代表，他就是如此观看、如此物化女性的。那条蛇是他以及他目光的延续。他的目光蜿蜒的爬在这些女体上，摩挲她们，抚摸她们，惧怕她们，物化她们，直至完全拒绝她们的灵魂与头脑。他令她们除了性器还是性器，她们只是一堆承载性趣味的器皿而已。作为观赏者的我们看不到这些女人的头部：这些女人残缺不缺，那些旗袍残缺不缺。作为物的旗袍与作为女人的身体都处于一种同构的残缺状态里。她们呈现为一大堆一大堆的肉——景德镇瓷器般的毫无温热、毫无意识、完全物化了的肉。显然，这些颇为色情的、无头的女体，对田太权而言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个人元素之一。但稍有常识的艺术家都知道，这些在色情杂志、色情影视中随处皆可罗织到的女体，在任何一个有原创性的艺术家的眼里都算不上特殊元素，它只是色情杂志上三流摄影师日常所要面对、物化、处理的主题之一。
田太权《旗袍》之一
田太权《旗袍》里所呈现的低俗艺术品味与倾向，令我看到一个在反抗之路上摇摆不定的艺术家。他在新价值标准的稳定性中安之若素。那些无头的唯美女体就是他从《遗忘》开始给自己建立的新价值体系。他或在中止思考，不再反抗？这令我想起电影界的张艺谋。张艺谋在《红高粱》成功之后，一味的沉迷在他低俗的红色流氓美学中不能自拔。《黄金甲》里的挤奶场面，便是张艺谋的一场色情豪宴。同样，田太权的摄影作品《旗袍》完全丧失了观念摄影的审美与艺术价值。他走在与张艺谋相同的沉溺于色情、利用色情来博取观者眼球的庸俗主义道路上。或许，红旗下的蛋的命运皆是如此罢。他们偶尔反思，偶尔反抗。他们灵感一闪，能做出一两件艺术品味颇高的艺术作品，之后便开始安于现状。他们红旗下诞生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狭隘的创作思想。他们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型艺术家，更无法成为一个一生行走在反思之路上的反抗者。他们的精神状况一如狼般嚎叫的崔健的歌里所唱：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象红旗下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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