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你知道什么叫秋后算账吗？”“啪！”一大堆画展现场拍的黑白照片拍到桌子上，还包括警察从家里搜走的自己在美院泥塑照片的底版。其中一个人指着泥塑底版说，“看，这是裸体，流氓！”
李晓明事后称，当时警察拿着这些泥塑照片的底版，前去美院询问。时任美院院长的陈启南回答说，“这是人家学生的习作嘛！”但警察依旧不依不饶，“这都是精勾子(光屁股)！”陈院长依旧耐心地解释说，“头发和脸是一个颜色，这是泥人！”但在审问现场，这依旧是指向李晓明的罪证。
提审的警察开始轮番发问，“你们是如何组织这次画展的？”“画展背后有没有外国人支持？”“你认识的这些人谁是特务？”……李晓明从未见过这架势，早已傻在那里。
一位较年轻的警察说，“参加画展的人有些被我们专政了，有的被敲头了，就是枪毙了。国家花钱把你们培养成大学生，你们这些败类搞什么展览，把一个好好的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提审结束后，李晓明又回到阴暗酸臭的监狱里。在那里，隔着铁窗，看到了很多熟人，有曾经的同学，有一起玩到大的伙伴。
“我们巷子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基本都被抓进来了，100多个。”李晓明说。简短的交流中，李晓明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所犯何罪，也没见过判决书，一句话就被劳教了。
因打麻将被劳动教养的苏斌，回忆起以前的事觉得很可笑，也很无奈
和邻居玩几次牌被劳教1年
在西安市公安局七处劳教二厂，李晓明认识了苏斌。
1983年的8月18日晚上，和李晓明一样，苏斌也是被上门的警察告知只是去派出所问个话，却被关了进来。
当时，苏斌39岁。在早已不分白天黑夜的监狱里，苏斌反复地想，抓他那天与警察的对话——敲门的警察问他，“4月和5月，有没有在家里打过牌？”“有。”
苏斌不明白，自己只是偶尔和朋友在家里打牌，1毛钱、2毛钱地玩玩。怎么就被关押了呢。
直到关押了将近3个月后的一天，他被叫出牢房，跟十几个人站成一排。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开始读手里的东西：某某某，劳教3年；某某，劳教1年……苏斌，因赌博被劳教1年……
苏斌蒙了，他只是跟邻居玩了几次牌，而且涉及的金额还不到十元钱，竟成了劳教的理由。而且，过程简单得连判决书都没有见到。
“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判决书，有时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判决书。”如今已年近七旬的苏斌，有时会对那段经历产生强烈的质疑。
重机枪扫射震慑被关押的人员
李晓明和苏斌被先后关进西安市公安局七处劳教二厂后，每天都不停地“甩进”人来。监狱的大通铺因为人太多，只能打颠倒才能睡得下。每个人的肩上都有两只脚，分别是左右两个人的。
进来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也总有略带调侃的声音从幽暗处传来“这是劳教烧砖的地方。”
虽然心里害怕，但没过两天，来的人总会发现一些自己认识的面孔，恐惧也会随之减轻一些。
1983年国庆节前夕，下了一场特大暴雨，电闪雷鸣。也许是害怕有人趁机逃跑，那天晚上，劳改厂突然打开探照灯，强劲的灯光上上下下地扫来扫去，架在高墙上的重型机关枪“嘟嘟嘟”地扫射，以此来震慑被关押的人员。
李晓明说，自己被吓坏了，真怕自己被拉出去，倒在机关枪下。甚至那些惯犯也被震住了，在阴暗的走廊里，不断听到惯犯连声叹气，“疯了，真的疯了，我三进三出都没见过这阵势。”
国庆过后，劳改厂归于平静。但直到当时，李晓明的家人都不知道他被关押在这个地方，四处打听，而得到的回复一律是“无可奉告”。
而苏斌，因为年纪较大的缘故，领了一项李晓明这些人羡慕的“工作”，给劳教三分队的成员每天送饭、分饭。苏斌除了给监牢里送饭外，还有一个地方也要他每天送饭——打围墙的工地。
当时劳教二厂因围墙偏低，便把关押进来的人员组织起来，每天拉土烧砖打劳教场地的围墙，按照要求，要打到7米高。“我们打的围墙，外边是花花世界，里面关押着我们自己。”苏斌说。
回家了，但户籍上的自己已经“消失”了
“流氓行凶嫌疑，问题已查。”
关押三个多月后，李晓明拿着这样一张释放证明回到了家里。李晓明和他的父母都不明白，这样的释放证明背后，究竟有没有流氓行凶行为，“既然释放了，为什么不在问题已查后面多写几个字‘问题已查清楚，没有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