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霾”伏，沿着108国道向秦岭深处驶去，过了陈河镇，天空渐渐由灰转蓝变得清朗了。入山的车辆并不多，驱车一小时后，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称周保局）板房子保护站的新址便在眼前。二层小楼，小院子不大倒也收拾得干净整齐。这里已然是周至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的基地，8名队员每天从这里出发守护着秦岭。
板房子住着秦岭护卫从“城里娃”到“山民”模样
木质标本盒里陈列着色彩炫丽的蝴蝶、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的瓢虫、外壳闪着金属漆的黑色天牛，它们被分类排放着且标识清晰，一盒叠着一盒放在保护站一楼的标本室里，置身屋内好像进了野生自然博物馆。
这些昆虫标本的制作人名叫张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的他是板房子保护站里唯一的研究生。一副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显得书生气十足，皮肤白皙可见他来站上的时间并不长。“多数有害昆虫都可以在白天捕获到，而少量昆虫则需要提着黑光灯进行夜间诱捕。经过展翅、插针固定和分类安置，将吸浆类昆虫制成秦岭有害昆虫标本，这便是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张波说今年4-10月站上的主要工作便是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拿着扑虫网行走在昆虫最为活跃的季节，沉醉其间，将收集好的昆虫逐一制作成标本，对比往年数据，对比以往研究材料，撰写成果报告，从而科学防控林业有害生物，高效开展林业植物检疫工作，这是护林队员们林间生活的一部分。
在城里人或者文学家看来，这样的生活似乎很有诗意。但对研究员张波来讲，却是繁琐而又辛苦的事情，他喜欢秦岭，并认真地处理着每一件与保护大秦岭有关的事。“城里娃来站上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想几个月，磨炼几个月，留下的就是秦岭护卫。”板房子站站长高永进笑着说，虽然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如今张波已经能准确辨别秦岭箭竹、龙头竹、巴山木竹的不同，以及不同动物的粪便和行走痕迹，秦岭的“外行”用了三年时间“入道了”。
皮肤黝黑，笑声爽朗，行动干脆利落。在23年“山龄”的磨炼下，周保局里最早的大学生也有了“山民”模样。1992年，郭斌和其他五名大学毕业生进入秦岭，开始了他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修复自然的梦想旅程。二十多年，从条件艰苦只能依靠纸笔记录，到现在gps、便携式电脑高科技全副武装，保护区里任何“新鲜事”都少不了他。
九十年代中期，第一个国际项目gef全球环境基金走进秦岭。先进的测量手段与监测方法摆在了巡护员的面前，要学习国外最新技术的同时又要与保护区的实际相结合，他穿越太平河、下三十担银梁、入黑圪垯、走烂泥糊、上草垭子，凡是板房子站最艰险的地方都有“郭大侠”的身影。
“兽道”上的红外线监测相机金钱豹现身呈现秦岭完整食物链
这几日，是今年第三次收取红外线相机监测数据的时间。巡护员王刚上午出发，计划取回距离站上最近的红外监测相机，但竟然不慎摔倒滑进了河里，全身浸湿只好回了站上。因此，张波与另一名队员景建飞合计着再次出发取相机。
11月底的秦岭主梁，寒流风雪过后，草木萧瑟，显得十分清冷。张波与景建飞相伴走在前面，步履矫健，爬了一个树坎，便将记者甩下了数十米远。“体力好，也都是练出来的。”三年前，作为站上的第一个研究生，张波体力也是弱的。
除了日常巡护，每个月队员们都要进行2次线路巡护，在保护区内东线至太平河，西线到东河进行步行巡护，一趟下来多则6-7天，少则3-4天。“每天少说走个40公里，身体咋能不好。”张波酷爱走路，眼见大山壮丽，耳听清风拂过，看遍山中百态，沉静心中万物。迷彩服、降龙木手杖、压缩饼干、解放鞋、铝水壶，双肩背负塞满野外用品重量超过20公斤的行囊，日积月累，便练就了队员们强壮的体魄。
板房子区域设有28部红外线监测相机，它们被分别安装在了重要的“兽道”之上，用于捕捉往来珍稀动物的身影。站长高永进向记者指着山上那些隐约可见的“道”：“红外线监测相机的布点有讲究，通常是野兽经常行走的路。”选点要进行集体讨论，周保局邀请了动物保护专家参与，队员们也根据自己的巡护经验各抒己见，根据周边环境和动物粪便判定选点，惊喜，只待回收播放的那一刻。
第一次收取红外线监测相机，拖着疲惫的身躯啃着干粮烤着火，焦急不安，满心期待。2012年冬夜，队员们回到营地查看成果，一张接一张看，在小小的数码相机屏幕上：隔三岔五经过边走边打架的羚牛；摇摇晃晃行走在雪地里的熊猫侧影；五只小野猪憨态可掬排队行走，在雪地里拱出一串儿雪坑……“该放第三张了，要是能拍到金钱豹就好了。秦岭生态食物链中最顶级的动物莫过于华南虎和金钱豹了！”说起当时观看的情景，郭斌脸上笑开了花，仿佛时间又回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毛色只能用靓丽形容，红红的毛发上镶嵌着铜钱状黑色的斑纹，尾巴向上卷起。”记者看到了豹子图，确如郭斌所言，神态安然，阔步向前。
一张“千年等一回”的金钱豹相片，向世人说明：通过多年保护与修复，秦岭野生动物食物链趋于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