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现有的一些批评共识告诉我们，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日常生活批评就登场了。因为“新写实”的“新”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现实”，它是与读者置身的日常差不多同一水准的生活“实录”，即“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拉家常”。“总是极力追求通俗和平易，整个叙述显得零碎而烦琐，细节事件杂多但都没有额外的特别含义，故也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只是一个接着一个散漫无绪地堆积在一起”②。就概念而论，“新写实”中的这个“新”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但也不尽然，“新写实”之后，还有“先锋派小说”，之前就开始的也有“现代主义小说”。在浏览大量相关研究文章之后发现，“新写实”的“新”其实也是“先锋派”的“新”和“现代主义”的“新”。从批评中不约而同共用的一些术语概念，如“不确定性”、“偶然性”、“零散性”、“去中心化”、“意义分解”、“二元对立”等可以推知，所谓日常生活，在这三者看来基本是一回事。那么，日常生活批评，作为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叙事的再度审视，是不是已经丧失了一个得力的批评内视角的观照视野呢?这样的追问，当然不是求其价值标准的统一，而是说，既然三者命名不同，必然分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这无可置疑。关键是当如此等量齐观它们本来不同的日常生活观，怎么在“自在”与“自为”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过渡中植入价值?之所以哲学研究者把“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因素而加以维系，以过去为定向的领域”③，界定为日常生活，是因为一方面为了了解人们的“在家”感；同时也是为了把那些产生于传统、习惯、风俗、常识、自发的和直接的经验的图式——那些传统和惯例，改进到自为的、自觉的和自由的状态，即在更高层面解决人的不安、孤独无助和“不在家”感的问题。从这一意义来说，混判日常生活，正好不是为意义感缺失的日常生活寻找出路，反而会因批评主体意识的强烈介入，打碎乃至于搅乱了人们对那个日常的判断。像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那样，“现实”在作家那里本来已经进行了理想化、主观化装饰和修补，作家对“现实”的自我化理解之处也即是批评价值的介入之处。而特别对于像池莉《烦恼人生》这样的作品，因对“日常”和“生活”的“零度叙述”，“正是这种现实的‘还原’和本真的‘直观’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审美的震惊’的阅读效果”④，也意味着批评面对的正是那个既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这时，批评话语如果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那一套，无异于批评功能的取消。至少也是以先在的“自为自觉”非日常生活蓝图批评“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