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离不开国家，但国家可以没有文字”，在国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但国和国可大不一样。种地的跟骑马、航海的不一样，小国和大国不一样，松散联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样。中国大一统，没有文字，不可想象。
汉字和大一统
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书面语太发达，早就跟马背行吟船夫曲拉开距离，我们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史诗，特点是口口相传，《诗经》有《大雅》《周颂》，虽然有几篇庶几近之，但中国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写不靠唱。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中国，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郑也夫说，中国人不爱辩论（辩论跟狱讼、哲学、宗教关系很大）。辩论是面对面，只有小村小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才当街抬杠。书面语，没准相去十万八千里，只能背对背。
中国和欧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有人信同一个教，但没有统一的国家；中国，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信教，群众基础是愚夫愚妇，认不认字无所谓，但国家，幅员广阔，没有政令统一玩不转。
中国，大一统叫“车书一统”，车是邮驿，书是文字。大地域国家，要用统一的文字抄写文件，用统一的邮驿系统传递文件，非此不能纳万里于方寸，运天下于指掌。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条御道连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兰文、波斯文三体书写，埃及和小亚，还兼用当地文字。这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
元朝六体并行，清朝五体并行，和波斯类似。
现在的机场、观光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经常多语并行，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一手。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
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我手不写我口
中国大一统是车书一统。只有书同文，口语统不起来。统不起来就算了。历史上，各地人说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种字。老舍、赵树理、鲁迅、郭沫若用同一种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种字。粤语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陆推行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是同步进行。中国太大，方言不统一，拼音玩不转。
黄遵宪倡“我手写我口”（《杂感·大块凿混沌》），“五四”运动倡白话代文言，原因是中国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我手不写我口，文字并不记录口语。即使白话创作，很多也是假口语。
我手写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顺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语言学的定义。虽然他们也有文字拼写脱离口语的情况（如来国龙举英语为例），但远不如我国严重。
中国文字，特点是超口语，凭文字横行天下。汉唐以下，甭管口语怎么变，书面语还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异言，相去万里，但口语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问路，语言不通没关系，写个字条，一看就懂。
朝鲜、日本、越南借用汉字，受汉文化影响最深，他们的汉字也超口语。
可见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并不等于说，文字和语言是如影随形，文字是语言的尸体，文字是语言的照片，一点儿独立性没有。事实上，在汉语环境下，我们读书，经常不是读书，而是看书，一目十行，拿眼扫描，字是靠形体分辨。
古书，形声字，声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读字读半边，多半念白字。如果没有反切，没有注音字母，没有拼音字母，只凭音某读若某，经常读不准，实在没辙，干脆不吭声，默记在心。反切是翻译佛经的产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现代才有，都受外来影响。
两种文字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六书说，古代的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
字书，秦有《仓颉》，汉有《急就》，既是蒙学课本，也是训练书吏的教科书，出土发现颇有之。《仓颉》四言，《急就》杂用三、四、七言。四言流行于秦代，三言和七言流行于汉代。这类字书是用顺口溜编排文字内容，还不是字典。字典要有一定的编纂体例。
许慎《说文解字序》提到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最初是文字教学法，许慎用作《说文》的编纂体例。许慎六书怎么讲，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解释和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