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理学家语录体的流行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实际上理学家本人往往都有出入佛氏的经历。但已有学者指出，禅宗的语录体流行乃是在理学家语录体流行开来之后发生的现象⑥。
其实，以“语录”著述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时尚”。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993-1059)既有文言语录，又撰有大量“口义”的著述，如《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曾问学于胡瑗的徐积(1028-1103)亦有语录(《节孝语录》)传世。石介(1005-1045)撰有《易口义》，等等。南宋晁公武(1105-1180)之《郡斋读书志》集列各种书目近一千五百种，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最为完备而著称。在这部中国目录学的大书之中，出现了很多以语录命名的书籍：如富弼(1004-1083)使虏时所录的《富公语录》(史部“实录类”)、寇瑊(？～1032)记录其出使契丹贺辽主生辰往返所见闻的《生辰国信语录》(史部“地理类”)、章谊(1078-1138)所录之《章忠恪奉使金国语录》(史部“地理类”)、李畋(生卒年不详)记录张忠定公(咏)守蜀善政的《张忠定公语录》(史部“传记类”)等。自然大量的禅宗语录也见于“释书类”之中，如《宗镜录》(一百卷)、《庞居士语录》(十卷)、《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传灯玉英集》(十五卷)、《锦囊集》(一卷)等。
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了这么多语录体著述，确实说明了当时存在一种“以俗语为书”的时代风气。近人谢无量说：“宋时多以俗语为书者，其论学记事者有语录，杂史琐闻有平话，而戏曲亦渊源于是时。”⑦
时代风气的形成自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有宋一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此为史家所公认。谢和耐指出，11～13世纪的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相比，“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在科学文化领域，追溯经典传统，传播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技术(印刷、火药、航海技术进步、摆钟，等等)，出现新哲学与新世界观，这一系列现象可比拟于西方之文艺复兴⑧。与印刷业有关的造纸、制墨、雕版工艺均有突飞猛进之发展，苏、浙、蜀、闽书坊林立，书籍印刷与流通盛极一时，宋元之际的理学家吴澄(1249-1333)《赠鬻书人杨良甫序》一文对此有生动描述：
古之书在方册，其编袠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京师率口传，而学者以耳受，有终身止通一经者焉。噫！可谓难也已。然其得之也艰，故其学之也精，往往能以所学名其家。纸代方册以来，得书非如古之难，而亦不无传録之勤也，锓板肇于五季，笔功简省，而又免于字画之讹，不谓之有功于书者乎？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尝有与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书弥多而弥易，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而或不然，何哉？挟其可以检寻考证之且易，遂简于耽玩思绎之实，未必非书之多而易得者误之。噫！是岂锓者之罪哉！读者之过也。⑨
生活在这样一个印刷业、书籍流通业空前繁荣的时代之中，宋代文人与经师自身亦有切身感受，苏东坡(1037-1101)在《李君山房藏书記》一文中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⑩
景德二年夏，宋真宗(968-1022)幸国子监阅库书，问及经版情况，祭酒邢昺(932-1010)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