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如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序言当中有那么一段话，大意是说25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些具体的步骤设想，现在看来许多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对社会分析的基本观点没有错。
2.当时法国有些人很教条地搬用马克思的话，并且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还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是跳蚤。”我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词句和观点，但是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我们缺乏思想的开放性，缺乏他们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当我们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实表明我们撞了南墙以后是在调整思路，宣传上说这是开创了新局面，进入了新阶段，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反思就出发，忙于往前走。因为缺乏深刻的思想理论反思，一遇到复杂的局面，就容易做本能的反应式的决策，这种本能的反应恰恰受旧的思维方式支配，习惯性地沿用以往的老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复杂问题。需知，老办法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相反，可能造成新的被动。
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树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地用变化了的实际面对社会的进步，来检视我们的理论，检视我们的观点，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才有思想的不断解放，把实践和理论推向前进。
第三，摒弃“主义”思维，回到生活的本原看理论。无论是马恩还是其他学者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深刻观察和深入探寻的思想成果，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生活常识，理论是在生活常识的基础上努力把握生活的本质，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但是理论一旦变成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了各种主义，必然地有很强的政治性，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影响。实践表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遇到诸如理论的激烈争论。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价值取向是我们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的根本动力。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它就必然有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对未来理想追求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坚持这种价值追求，矢志不渝地朝着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努力，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核心价值理念。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始终站在社会民众这一边，他们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活动，始终是自觉地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这些年来，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而有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阻止解放思想，为有严重缺陷的体制做辩护。我以为，打破思想禁锢推进解放思想的强大动力，就在于真正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价格取向，真正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五，打开思想空间，才能把路越走越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相应改变。从1992年十四大算起，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地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日益地突出，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突出地反映在近年来社会矛盾冲突的高发和多发，而且至今还没有和平化解矛盾冲突的制度性途径和办法。所以本来是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维稳机制，现在也成了“新常态”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似乎在复杂矛盾面前踯躅徘徊，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何以如此？我觉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支撑我们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资源严重不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努力从人类文明转型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这个认识角度的转换和提升，至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人清晰地认识到。
人类文明发展有共同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趋势和规律就在那里，无论是谁的主观意志和愿望都不可能改变。当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和作用，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人类文明转型一般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此而言，中国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特色讲成中国特殊，不承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思想倾向可能误党误国，有可能使我们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承认客观规律，我们就需要放开眼界，打开思想空间，勇敢地去吸收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来探索我们深化改革、和平推进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子。俗话说，“人遇到极难处，想不开就容易走绝路。”其实正当和人是一样的，如果思想空间打不开，路也就可能越走越窄，陷入困境和僵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我们改革的命运。